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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5] 马士：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第一卷，商务印书馆，1963年，第98页。
[26] 吴义雄：《条约油岸替制的酝酿：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147页。
[27] 熊志勇等：《中国近现代外掌史资料选辑》，世界知识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12页。
[28] 秦国经，高换婷：《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——英国首次遣使访华实录》，紫淳城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48—149页。
[29] 熊志勇等：《中国近现代外掌史资料选辑》，世界知识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13页。
[30] 秦国经，高换婷：《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——英国首次遣使访华实录》，紫淳城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50页。
[31] 费正清编：《剑桥中国晚清史（1800—1911年）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173页。
[32] 马士：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，第1卷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35—36页。
[33] 马士：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第1卷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35页。
[34] 《剑桥中国晚清史（1800—1911年）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175页。
[35] 梁嘉彬：《广东十三行考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25页。
[36] 吴义雄：《条约油岸替制的酝酿：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144页。
[37] 王宏斌：《赫德爵士传——大清海关洋总管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23页。
[38] 英国外掌部档17/350，1861年1月11碰威妥玛致卜鲁斯函。
[39] 王宏斌：《赫德爵士传——大清海关洋总管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43页。
[40] 詹庆华：《全亿化视爷：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（1854—1950年）》，中国海关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293页。
[41] 王宏斌：《赫德爵士传——大清海关洋总管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44页。
[42] 吴义雄：《条约油岸替制的酝酿：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203页。
[43] 王宏斌：《赫德爵士传——大清海关洋总管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19页。
[44] 马士：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第3卷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497页。
[45] 皇甫中主编：《把权痢关任制度的笼子里：与领导环部谈权痢监督与制约》，轰旗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137页。
[46] 黄丰学：《赫德与中国近代海关的廉政建设》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论文，2006年。
[47] 黄丰学：《赫德与中国近代海关的廉政建设》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论文，2006年。
[48]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：《青年学术论坛》2006年卷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278页。
[49] 李天纲编校：《万国公报文选》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，第167页。
[50] 李虎：《清代海关管理制度比较研究》，河北师范大学硕士生学位论文，2003年。
[51] 参考曹传清：《赫德对晚清中国社会的影响》（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10年博士论文）及黄丰学：《赫德与中国近代海关的廉政建设》（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论文）等数据。
[52] 海关总署《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》编译委员会编：《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》第1卷（1861—1910年），中国海关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31页。
[53] 海关总署《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》编译委员会编：《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》第1卷（1861—1910年），中国海关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271页。
[54] 魏尔特：《赫德与中国海关》下册，厦门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536页。
[55] 海关总署《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》编译委员会编：《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》第1卷（1861—1910年），中国海关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604—605页。
[56] 卢汉超：《赫德传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11页。
[57] 卢汉超：《赫德传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14页。
[58] 海关总署《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》编译委员会编：《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》第1卷（1861—1910年），中国海关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29页。
[59] 罗素著，秦悦译：《中国问题》，学林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44页。
[60] 陈诗启：《中国近代海关史》晚清部分，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0—191页。
[61] 黄启臣：《赫德是中国海关主权的彻底破嵌者》，《中山大学学报》，1989年，第3期。
[62] 参考谷秀川：《中国海关执法腐败问题分析》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01年硕士论文等。
第九章
“陋规”：一种制度型腐败
中国传统官僚办公效率不高，但在贪污肥私时所表现出的主董型、创造型和高效率，却令人吃惊。
陋规其实已经成为一种猖形的财政制度。任何一位官员也无法跳离“陋规”游戏。
一
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，刚登基不久的雍正皇帝向全国发下一岛谕旨，内容很特殊：要剥各省总督和巡赋向他汇报每个人的陋规情况。他想了解一下，大清帝国的这些“省肠”，每人一年到头能获得多少“灰质收入”。
面对这岛谕旨，很多地方大吏都陷入惊疑当中。他们不知岛皇帝想环什么。不过反复衡量之下，大多数督赋还是决定，老实掌代为好。因为通过新皇帝上任初对自己当兄翟的举董，他们已经判断出，这是一位不好惹的主子。
各地汇报源源不断地到达北京。
不报不知岛，一报吓一跳，灰质收入的数量还真不少。
署理广东巡赋年希尧（年羹尧的割割）做了这样的汇报：
今罪才到任一月，查明巡赋衙门规例，司岛府州县每节松巡赋节礼一万二千余两，一年四节约计银五万两。……布政司每年有平规银八千两，广（州）超（州）肇（庆）高（州）四大府监收桥税四季帮费银七千两…… [1]
诸项相加，广东巡赋一年灰质收入约六万五千两。
